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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5

當前位置:中國外經貿企業服務網 > 案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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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調整退稅政策是否構成不可抗力?

2019-02-28 10:13:59  來源:外貿發展局
 

我國《合同法》第117條將“不可抗力”作為免除部分或全部合同責任的法定條件。在外貿業務實踐中,當事人經常“國家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構成不可抗力為由,用以作為免除違約責任的抗辯。“國家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究竟是否構成不可抗力?以下案例值得借鑒。

一、案情簡介

A貿易公司(以下簡稱原告)和B國際貨代公司(以下簡稱被告)簽訂《海運出口運輸代理與付費協議》,其中約定原告同意將所承攬的貨物交被告代理出運,原告在托運單上注明相關的運輸要求。

2007年6月15日,原告向被告傳真了一份貨運委托書,委托被告代為托運3650公斤不銹鋼管從上海港到澳大利亞布里斯班港,委托書載明開船日期為2007年6月22日。當日,被告向C國際貨運公司訂艙,并向原告發出《貨物進倉通知書》,其上載明:船期為2007年6月22日;貨物最晚進倉時間為2007年6月19日;為確保船期,請按時間要求進倉等等。

原告于2007年6月17日將全部托運貨物送至被告指定的倉庫準備拼箱出運。2007年6月19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了《關于調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財稅【2007】90號)的文件,該通知將不銹鋼管的退稅率從原來的13%降低到5%,從2007年7月1日起執行。

由于業界預計到國家將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使得2007年6月底我國出口貨量劇增。2007年7月3日,被告為貨物辦理了出口報關手續。2007年7月6日,貨物出運。出口貨值為人民幣379133元。

由于貨物沒能在2007年7月1日前出運,原告只能按調低后的5%稅率退稅,而不能按原來13%的標準退稅,原告的退稅損失為人民幣30330元。

原告認為:之所以導致上述損失是被告未能按約將貨物安排出口運輸造成,原告的損失與被告的違約行為存在因果關系,被告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被告則認為由于國家出口退稅政策的變化,高退稅率變成了低退稅率,導致國內貨主紛紛急于出運貨物而造成港區擁擠,針對上述情況被告無法預計也無法避免。

海事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原告和被告之間的貨運代理合同關系清楚,內容合法,應予認定。雙方當事人均應誠實信用地履行合同并承擔相應義務。被告在接受委托后應當全面履行貨代義務,及時將貨物報關出運。

原告于2007年6月15日就將貨運委托書傳真給被告,被告在《貨物進倉通知書》中確認了2007年6月22日的船期。如果涉案貨物按約定出運,原告可以獲得13%的退稅。如不能及時出運貨物,被告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

本案中,在原告將貨物運至被告指定倉庫兩天后,即2007年6月19日,國家才出臺調整出口退稅政策,盡管出口運輸壓力加大,但這不應影響原告貨物按期出運的合同義務

被告直至2007年7月3日才為涉案貨物辦理報關,對延遲出運的真正原因也未提供有效證據加以證明。貨物未能按期出運,原告產生人民幣30330元的退稅損失。原告的損失顯然是被告未能按約將貨物安排運輸造成,原告的損失與被告的違約行為存在因果關系,被告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該法院依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我國合同法第60條、第107條之規定,判決被告向原告賠償退稅損失人民幣30330元。審判決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訴。二審經審理后,最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案情簡析

本案的主要爭議焦點在于:第一,國家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是否構成不可抗力?第二,本案中,被告可否依據不可抗力的法定免責理由來豁免自己的違約責任?

依照學界通說,不可抗力是指當事人不可抗拒的外來力量或外在客觀事實,包括不以當事人意志所左右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總和。具體而言,包括地震、海嘯、水災、火災等自然現象或戰爭、罷工及政府行為等社會現象。此外,不可抗力的構成還應同時滿足我國合同法第117條第2款所規定的法定構成三要件,即:事前不能預見、事中不能避免以及事后不能克服。

針對“國家法律政策的調整”可否認定為不可抗力這一問題,國內學界尚未形成定論。目前,普通法系國家法院多將國家法律政策的調整作為不可抗力的情形之一引入司法實踐。王利明教授在其《合同法論》一書中也明確指出:政府行為可以構成不可抗力的情形之一。比如當事人在訂立合同以后,政府當局頒發新的政策、法律和行政措施而導致合同不能履行。如訂立合同后,由于政府頒布禁運的法律,使合同不能履行

我國法律界對國家法律政策的調整是否可以構成不可抗力尚無明確共識,在審判實踐中出于考慮維護當事人合同關系穩定性的需要多傾向于限制不可抗力理由的適用本案應從不可抗力所滿足的法定構成三要件的角度進行分析。

本案中,原被告雙方的貨運代理合同關系清楚,應予認定。雙方應在合同關系的基礎上善盡自己的合同義務。

2007年6月15日,在原告明確要求被告務必在2007年6月22日前將3650公斤不銹鋼管從上海港裝船,運往澳大利亞布里斯班港的基礎上,被告本在接受原告委托后善盡其合同義務,在約定期限內將涉案貨物盡快報關出運。然而,在原告完成全部進倉手續后,被告遲遲未將涉案貨物報關出運。

2007年6月19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文《關于調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調整了有關出口退稅稅率,涉案貨物受到該次出口退稅稅率調整的直接影響。盡管由于此文件的出臺直接造成此后一段時間內國內港口出口運輸壓力劇增,但這不應影響被告將涉案貨物按期出運的合同義務

換言之,在上述文件從出臺到正式生效的為期15日的法律過渡期內,被告完全有可能采取適當措施,避免原告因出口退稅稅率調整而蒙受經濟損失。但事實是,被告遲至2007年7月3日才為涉案貨物報關,致使原告產生人民幣30330元的退稅損失。

綜上,被告作為一家專門從事國際貨物運輸代理的專業物流公司,在接受原告的貨運代理合同委托之后,原告全面履行貨代義務,及時將涉案貨物報關出運。然而,被告卻怠于履行自己的合同義務,且在國家出口退稅政策發生重大調整之后,未采取積極行動去避免與克服即將產生的退稅損失,直接導致了原告方的經濟損失。

有鑒于此,被告所主張的“國家出口退稅稅率的調整可以構成不可抗力”的辯論主張不能成立。原告的訴訟請求符合法律規定,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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