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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5

當前位置:中國外經貿企業服務網 > 案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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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貨物預約保險協議爭議案評析

2019-03-01 10:24:58  來源:
 

一、案情簡介

2015年8月6日,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AA支公司(以下簡稱“原告”)的被保險人“慶林上海公司”從日本進口兩套價值871200美元的機床設備。

同年8月15日,發貨人日本BB貿易公司分別將兩套設備裝于2個40尺平板集裝箱、2個40尺普通集裝箱、1個20尺普通集裝箱內,交由“唐河”輪1235航次承運。

上述設備于8月23日抵達上海港后,上海CC集裝箱運輸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被告”)在獲取貨主“慶林上海公司”的相關單證后,將設備從軍工路集裝箱碼頭提出并運至“慶林上海公司”。涉案箱號2322的40尺平板集裝箱貨物被安排在被告駕駛員徐某駕駛的大型貨車上,貨車在途中穿越軍工路立交橋橋孔時,由于駕駛員對集裝箱貨物高度估計不足,與立交橋橋孔產生擦碰,造成集裝箱內設備頂部受損,部分部件損壞。

經上海DD保險公估有限公司評估,貨損金額為20015美元,按當時匯率計算,折合人民幣130097.50元。因該估損報告依據的發票金額受到被告質疑,寶山法院到貨主“慶林上海公司”處對該發票進行實地查證,查得原始發票金額為13978美元,折合人民幣93652.60元,該金額與實地查得的報關單記載金額相符。另查明,其他四個集裝箱已安全交付貨主“慶林上海公司”。

另查明,2015年3月10日,原告與“慶林集團公司”簽訂一份進口貨物預約保險協議,約定“慶林集團公司”從國外進口的貨物向原告預約保險。險別為貨物運輸一切險。保險標的為“慶林集團公司”(含西安、上海)部分進口設備,備品備件、輔料及原片玻璃。責任起迄:世界各地至浙江杭州,國外發貨單位至“慶林集團公司”第一倉庫止。保險期限一年,到期雙方無異議自動順延。“慶林集團公司”系“慶林上海公司”75%的控股股東。

8月23日,涉案貨物出險,“慶林上海公司”于9月15日向原告出具索賠函,原告遂委托上海DD保險公估有限公司對涉險事故進行調查檢驗。

2016年3月3日,原告按調查報告評估的損失金額向“慶林上海公司”支付了理賠金人民幣93652.60元。同日,“慶林上海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權益轉讓書,同意將涉案貨物的一切權益轉讓給原告,并保證其未放棄對第三方責任人的賠償權。其后,原告向被告提起訴訟。

被告辯稱:原告與被保險人沒有保險合同,故原告行使代位求償權缺乏依據。原告起訴已超過一年訴訟時效,故請求法院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已向“慶林上海公司”作出賠付,并依法取得其轉讓的權益,其代位求償權并未受到預約保險協議簽訂人“慶林集團公司”質疑,對原告的法律地位予以確認。同時,原告選擇侵權訴因起訴被告并無不當。本案屬貨物運輸財產侵權損害賠償糾紛,訴訟時效應為兩年。被告在承運原告貨物過程中,因未盡安全謹慎之責,造成原告貨損,被告作為侵權方理應對侵害原告財產權的行為承擔相應賠償責任。

二、案情分析

(一)涉案進口預約保險協議的法律定位

我國《海商法》第231條規定:被保險人在一定期間分批裝運或者接受貨物的,可以與保險人訂立預約保險合同。預約保險合同應當由保險人簽發預約保險單證加以確認。

我國《海商法》其他關于預約保險的規定還有第232條和第233條。但這三個法條均未明確規定預約保險合同的效力和對雙方的約束力,這就引起司法實踐解釋上和適用上的困難。

具體到本案,法院認為:被告辯稱預約保險協議只是合同意向,不是正式的保險協議,這是對預約保險協議的不正確理解。況且本案是原告賠付被保險人之后提起的代位求償之訴,其與被保險人之間的保險合同關系并非本案爭議核心。只要原告不是無保險合同賠付或明顯違背保險合同作出的賠付,就應認定其合法取得了代位求償權。

 

(二)預約保險協議中的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主體地位認定

預約保險協議的甲方是“慶林集團公司”,而原告實際賠付的是“慶林上海公司”。被告據此認為,原告賠付不當,因為“慶林上海公司”與“慶林集團公司”是兩個獨立法人,預約保險協議的被保險人是“慶林集團公司”而非“慶林上海公司”,“慶林上海公司”與原告之間沒有保險合同關系。

對此法院認為:實踐中保險合同的訂立,被保險人和投保人常常不是同一個人。在財產保險中,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不一致的情況也常常存在。

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合同的基本當事人是投保人和保險人,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是被區分開來的,但又承認二者在一定情況下可以重合,后者最常見于CIF貿易條件下的國際貿易。

但我國海商法只規定:海上保險合同的雙方當事人是保險人和被保險人,而對投保人未予規定。如果由此推定,根據我國海商法,被保險人同時也是投保人,海上保險合同只能是為自己利益簽訂的合同,就會產生邏輯上的矛盾。例如,在CIF合同下,通常是由CIF賣方為CIF買方的利益投保并支付保險費,保單被合法轉讓給買方后,買方就享有保險賠償請求權,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合同的被保險人也不再是CIF賣方。

我國保險法和海商法在保險合同主體制度的規定上之所以不同,原因是分別采納了不同法系的立法模式。在相關案件審理過程中,有關海上保險合同的主體認定,應將我國海商法和保險法的規定結合理解和適用,不能一概否定投保人的應有地位,以及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必要區分。

本案中,“慶林集團公司”就具有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雙重身份,這在預約保險協議中已有體現。該協議規定:“保險標的為‘慶林集團公司’(含西安、上海)部分進口設備,備品備件、輔料及原片玻璃”,可見慶林集團公司在訂立保險協議時,已將“慶林上海公司”納入預約保險協議的保障范圍,并對原告后來實際賠付給“慶林上海公司”也無任何異議。

(三)訴訟時效問題

被告主張訴訟時效已過。但法院認為:根據我國海商法,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訴訟時效為一年。本案貨損發生在內陸運輸段,原告代位的是貨主,但其索賠的對象并非是全程或海運段承運人,而是內陸段(從港口至收貨人倉庫)的承運人集裝箱運輸公司,該集裝箱運輸公司也并非由全程或海運承運人所委托。貨主與集裝箱運輸公司之間成立的是獨立于海上貨運合同關系之外的另一運輸法律關系,應適用《民法通則》,時效期間應為兩年。

(四)涉案內陸運輸法律關系的性質

本案中,由于沒有書面的合同或委托,法律關系的性質不很明確。原告表示應追究被告的侵權責任,并明確其提起的是侵權之訴。退一步講,即使法院認定當事人之間存在事實上的運輸合同關系,但該合同對如何承擔民事責任沒有約定。對原告而言,被告的行為既違反了運輸合同,同時又使其財產遭受損害,可構成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的競合。被告因未盡安全謹慎之責,造成原告貨損,被告作為侵權方應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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